1980年毕业大学生分配工作，我把盖了公章的档案袋交给了未婚妻柳梅。

她摸着麻花辫笑：“远征你放心，咱俩都进县粮食局，端一辈子的金饭碗。”

结果公布后，死对头孙跃进在供销社门口拦住我。

他吐了口瓜子皮：“去看看你的分配去向吧，大傻冒。”

我心头一慌，赶到公告栏前。

红纸上，南城荒地住建委几个字刺得我头晕目眩。

身后传来柳梅的声音：“跃进他爸给俺俩安排了粮食局，你就去那穷乡僻壤挖泥巴吧。”

我绝望地盯着那张红纸，耳边却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报着新闻。

“南城正式批复为首个国家级经济特区，全面启动基础建设……”

1

孙跃进那张胖脸上满是得意，仿佛已经看到我下半辈子在泥里打滚的样子。

我没理他，转身就往县劳资局跑。

夏天的日头毒得很，晒得柏油路都快化了，可我心里比这天还燥。

公告栏前围着一圈人，我挤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刺眼的红纸。

“南城住建委先遣队”，我的名字，贺远征，赫然在列。

南城是什么地方？

就是个鸟不拉屎的沿海小渔村，说是荒地都抬举它了。

去那儿，跟流放有什么区别？

我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，拳头捏得咯吱作响。

“远征，你也来看啦？”

柳梅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带着陌生和炫耀。

我猛地回头。

她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花裙子，不是我前几天托人从上海买的那件，料子更好，样式也更时髦。

她身边的孙跃进，手亲昵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

“柳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压着火，一字一句地问。

她轻轻拨弄了一下自己的麻花辫，眼神躲闪：

“远征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去建设新地方，也是为国家做贡献。”

“贡献？”我冷笑，“我的档案袋呢？我不是让你交到粮食局吗？”

孙跃进一把将柳梅揽进怀里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贺远征，你嚷嚷什么？梅梅现在是我的女人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是我，”柳梅终于开了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里，

“我把你的档案给了跃进他爸，他爸有门路，能把咱俩都办进粮食局。”

“咱俩？”我死死盯着她，“现在是我去挖泥巴，你和他在粮食局享福！”

柳梅被我看得有些心虚，但还是梗着脖子：

“粮食局就一个名额了，跃进他爸当然要先紧着自己儿子。”

“贺远征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爸没本事。”

她说着，从手腕上褪下一块梅花牌手表，塞到我手里。

“这是你家给的彩礼，还给你。以后，咱俩就没关系了。”

那块手表，是我爸妈省吃俭用大半年才给我凑钱买的，此刻在我手心里，显得无比讽刺。

周围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，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

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。

我转身就走，冲进劳资局的办公室。

“我的分配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要去粮食局！”我对着一个正在喝茶的干事吼道。

那干事眼皮都没抬一下：“档案已经封存发走了，去南城的车后天就开，小伙子，服从组织安排吧。”

“这是安排吗？这是陷害！”

“嚷嚷什么！再嚷嚷把你发到更远的地方去！”干事把茶杯重重一放。

我被两个工作人员架着推出了办公室。

门在我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也关上了我所有的希望。

天突然阴了下来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我脸上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2

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回到村里。

老爹贺长根正在院子里编竹筐，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手里的活计停了下来。

“远征，咋了？不是说今天出结果吗？”

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把那张湿透的分配通知单递了过去。

老爹看了半天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困惑：“南城……住建委？这是个啥单位？”

“就是去荒地挖土的。”我声音嘶哑。

“那粮食局呢？”

“柳梅……她跟孙跃进好了，他们俩去了粮食局。”

“什么！”老爹震惊地站起来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挺挺地就往后倒。

我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进屋，请来了赤脚医生。

老爹躺在床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作孽啊，作孽啊……”

我们家出了个大学生，本来是全村的荣耀，现在成了天大的笑话。

村里人见了我就躲，背后却议论纷纷。

“老贺家祖坟没冒青烟，白养了个大学生。”

“听说被对象甩了，工作也被人顶了，啧啧，惨哦。”

第二天，孙跃进就派人送来了他和柳梅的结婚请柬。

来人是孙跃进的跟班，在院子门口扯着嗓子喊：

“贺远征，孙哥说了，等他跟嫂子结婚，请你去喝喜酒！你现在是去南城挖臭水沟的，也算是个官，别忘了给孙哥包个大红包！”

全村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家门口。

我爹气得从床上挣扎着要起来，被我死死按住。

我走出院子，面无表情地接过请柬。

“告诉孙跃进，我一定到。”

那跟班被我看得发毛，撂下请柬，灰溜溜地跑了。

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老爹的旱烟，呛得眼泪直流。

我恨，我恨柳梅的背叛，恨孙跃进的嚣张，更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就在我快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，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响了。

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播报一则重要新闻……”

“……为推进改革开放，中央决定，在南城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……”

“……南城将作为重点，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，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……”

经济特区？

大搞基建？

我猛地站了起来，耳朵紧紧贴着收音机，一个字都不敢漏掉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村子，停在我家门口。

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，是县武装部的王干事，以前来我们村征兵时认识。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贺，别灰心。”

他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子，你这回是因祸得福了！”

“王干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南城现在是特区了！知道什么是特区吗？就是政策最活、机会最多的地方！你现在过去，就是第一批特区建设的干部！比在县城那小庙里当个办事员，前途大多了！”

王干事的话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我心头的乌云。

我看着手里那张红得发黑的请柬，上面的“永结同心”四个字显得无比讽刺。

我回到屋里，当着我爹的面，把那张请柬凑到煤油灯上。

火苗“噌”地一下蹿了起来，将那碍眼的东西烧成了灰烬。

“爹，你放心养病，儿子去南城，给您挣个前程回来！”

我没再犹豫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背上破旧的铺盖卷，告别了病床上的老爹。

我没有回头，大步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。

窗外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车内，是我未卜却充满希望的前方。

3

绿皮火车哐当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把我带到了传说中的南城。

一下车，一股混合着海水咸味和泥土腥气的热浪扑面而来。

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宽阔的马路。

到处都是黄土和泥泞，推土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

但和老家县城的死气沉沉不同，这里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忙碌和希望。

我找到了住建委的报到处，一间临时搭建的板房。

负责接待的干部看了我的介绍信，大笔一挥：

“贺远征是吧？大学生，好！先去三号料场，管沙石料！”

就这样，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成了料场管理员。

每天的工作就是记录进出的沙子和石子，指挥卡车卸货，浑身都是灰。

晚上就睡在工地的工棚里，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。

条件很苦，但我心里却燃着一团火。

我白天跟着老师傅学怎么分辨沙石的好坏，晚上就跑到各个工地去转悠，看他们怎么打地基，怎么绑钢筋。

一个月后，老家寄来一封信。

是柳梅写的。

信里，她用一种施舍的语气问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，然后大段大篇地炫耀她在粮食局的工作有多清闲，每天就是喝茶看报纸，孙跃进对她有多好，给她买了新裙子和皮鞋。

信的最后，她还“好心”地劝我，要是实在受不了苦，就写信求求孙跃进他爸，看能不能把我调回来。

我看着信纸上那娟秀的字迹，只觉得恶心。

我没有回信，直接把信撕了，用来垫那张不平的桌子腿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跟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

为了能看懂工地的建筑图纸，我报名了特区办的夜校。

教我们建筑制图的老师，叫宋晓婉。

她也是从北方来的知青，说话温温柔柔，但眼睛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

我的数学底子差，很多公式都看不懂。

宋晓婉就在下课后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，一遍遍地给我补习。

“这个承重墙的力学结构，要用这个公式来计算……”

她的头发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洗发膏香味，让我焦躁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

在南城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她的出现，像一缕温暖的阳光。

很快，我发现了一个机会。

随着工地越开越多，红砖变得异常紧俏，常常有价无市。

而我知道，隔壁市的一个小砖窑，因为位置偏僻，积压了大量的红砖卖不出去。

我用这几个月攒下的工资，加上跟工友借的钱，凑了三百块。

我跟宋晓婉说了我的想法，她虽然担心，但还是把她省下来的五十块钱塞给了我。

“远征，你胆大心细，我相信你。”

我租了一艘小渔船，趁着夜色，偷偷把那批红砖运了回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几个工地的包工头为了抢我的砖，差点打起来。

一来一回，我净赚了两千块。

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

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还清了工友的钱，然后买了一辆二手的嘉陵摩托车。

当我在工友们羡慕的目光中，骑上那辆崭新的摩托车时，我知道，我的好日子，要来了。

宋晓婉坐在我的后座上，紧紧抱着我的腰，晚风吹起她的长发。

我大声问她：“晓婉，信不信我以后带你去住大房子！”

她在我身后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4

一九八二年春节，我骑着嘉陵摩托车回了村。

身上穿着在南城买的笔挺西装，脚上是锃亮的皮鞋。

摩托车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把全村的鸡都惊得飞上了墙头。

我把车停在院子门口，正在晒太阳的老爹看到我，愣了半天没认出来。

“爹，我回来了！”

“远征！”老爹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。

我这次回来，带了大包小包的年货，最显眼的，是一台二十一寸的日立牌大彩电。

当村里第一台彩电的屏幕亮起时，我家院子里挤满了人，比过年看戏还热闹。

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我的人，现在都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。

“远征出息了啊，不愧是大学生！”

“长根叔，你可真有福气！”

我没理会他们，用带回来的钱，请了人把家里的土坯房翻修成了气派的砖瓦房。

老爹每天乐得合不拢嘴，腰杆挺得笔直。

年初二，县里赶集。

我陪着老爹去供销社买东西。

刚进门，就听见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。

“哟，这不是我们粮食局的大科长夫人吗？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小地方了？”

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售货员正对着柳梅阴阳怪气。

柳梅的脸色很难看，她身上穿着的衣服虽然还是县里最好的，但脸上却带着一抹愁容。

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，正是孙跃进。

两年不见，他胖了不少，头发也开始秃了，挺着个啤酒肚，官威倒是越来越足。

孙跃进一眼就看到了我，或者说，看到了我身上那件不凡的西装。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习惯性地摆出官架子，轻蔑地哼了一声。

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贺大包工头回来了。”

他上下打量我：“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不还是个挖地的？在南城发财了？”

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从怀里掏出一本存折，直接拍在柜台上。

“同志，这台缝纫机，还有那块上海牌手表，我都要了。”

售货员打开存折，刚看了一眼，就“啊”地惊叫出声，手一抖，存折掉在了地上。

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子。

存折摊开在地上，上面的一串零，清清楚楚。

“一……一万三千块！”

“天哪！万元户！”